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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關系升級,如何打破“距離感”?

每日經濟新聞 2019-11-01 21:18:50

有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等因素,兩市競爭在所難免。但是,廣深合作有空間上的協同性與互補性,尤其是廣深沿珠江口經濟帶空間結合度很高。兩座一線城市的“結合”,具體如何實現?又將產生多大能量?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艷美    

近段時間,廣州、深圳兩座城市互動密集。

9月6日,兩市簽署《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這是兩市時隔6年再次牽手合作,簽訂框架協議。

9月17日,廣州市委書記張碩輔在講話中強調,在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中,學習借鑒深圳改革經驗,主動接受輻射帶動,推動廣深實現“雙核聯動、雙輪驅動”。

近日,廣東省委深改委印發廣州市推動“四個出新出彩”行動方案,包含諸多廣深合作內容。其中特別指出,將把支持廣州“四個出新出彩"實現老城市新活力與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同等的力度,全力推動實施

10月24日,廣州開發區管委會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率先行動,簽署《改革創新協同發展示范區合作框架協議》。

有不少觀點認為,廣深正從“競合發展期”步入“綁定發展期”。

作為相隔僅100公里的兩座一線城市,廣深之間的“火花”一直不小。進入大灣區時代以來,競爭關系甚至一度被直接擺上臺面。(猜你想看:《有一種“相愛相殺”,叫廣州與深圳》)為何兩市最近又頻繁相互“示好”?

張碩輔的表態或許可以解釋:“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是廣東、深圳改革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也為廣州推進高質量發展樹立了新標桿、創造了新機遇、增添了新動力。”

有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等因素,兩市競爭在所難免。但是,廣深合作有空間上的協同性與互補性,尤其是廣深沿珠江口經濟帶空間結合度很高。

兩座一線城市的“結合”,具體如何實現?又將產生多大能量? 

合作必然

在不少專家看來,廣深合作基礎深厚。

中國(深圳)綜合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認為,廣州與深圳同屬以廣府文化為主的文化區,都有向往自由、敢于冒險的特質,也孕育出如今以創新為城市靈魂的深圳。“如果將大灣區比作一艘船,那么,深圳是產生動力的風帆,而廣州則是壓艙石,具有極強的穩定性。”

中規院深圳分院交通規劃設計研究所高級規劃師陳斌,曾引用社會學家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對兩種社會空間的劃分理論,解釋兩座城市的不同。

城市強調的是等級、邊界,對應于“場空間”,而都會強調更多的是流動、交流、向心、城市魅力等,對應于“流空間”。

對于廣深兩座城市,深圳的快速交通串聯組團發展的模式,更符合流空間的作用;而深厚的嶺南文化傳統和歷史底蘊,對廣州塑造優質“場空間”提供了便利。

相向發展,互相補充,是兩個一線城市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粵港澳大灣區示意圖 圖片來源:央視截圖

去年,城叔在廣州參加一個有關城市評級的會議時,來自國內外的專家不約而同注意到,珠三角是全球少有的擁有兩個超級城市的城市群。站在全球角度,合作在所難免。

正如陳斌分析,大灣區要提升能級,“場空間和流空間應該并重,既要有國際級的活力中心區、魅力都會生活,也要有便捷的交通和信息聯系”。廣深合作,恰能滿足這一點。

有效配置資源的需求,也在推動廣深向珠江口靠攏。有人指出,幾年前,廣州放棄“多個副中心”發展態勢,將南沙定位為唯一副中心。隨著南沙被納入廣州中心城區,兩座城市的距離也得以大大縮短。

與此契合,深圳早早提出東傾西進戰略。在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看來,深圳腹地有限,而廣州恰與此相反。通過兩地合作,更利于深圳拓展腹地。

如何切入

事實上,在深圳被賦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重任時,廣深合作就已被認為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個原因是,雖然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花落深圳,但受制于本地科技高端頂尖人才緊缺、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重大創新平臺缺乏等問題和薄弱環節,需要高校豐富的“科教重鎮”廣州的支持。這也與廣深此前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決定一脈相承。

中山大學校門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楊歡 攝

在廣深合作中,科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17年,廣東就規劃廣深科創走廊,以實行大灣區內科技創新一廊聯動。其中,廣州將發揮高校、科研院所集聚優勢,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創新中心城市和國際科技創新樞紐,而深圳則發揮高新技術企業集聚、市場化程度高的優勢,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這一思路延續到此次廣深更大范圍的合作中。根據最新簽署的《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首要內容就是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科技是兩座城市合作的有效切入點。”李津逵指出:“廣州是在工業3.0層面做從1到n的創新,而深圳則是在工業4.0層面做從0到1的層面,正如廣汽只出現在廣州,中興、華為這些企業也只在深圳出現。兩座城市在科技領域有很強的互補性。”

而在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背景下,廣深基于科技的合作,將得以進一步加速。

在廣州市推動“四個出新出彩”行動方案中,已得到升格的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重要性被進一步提升:

南沙科學城、廣州科學城、光明科學城等廣深兩市在科創走廊中建設的重大創新載體將實現對接合作,兩市也將提供配套服務;

此外,廣州與深圳還將共建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省實驗室、共同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

在更大范圍內,兩市創新關鍵區域——南沙和前海之間的合作亦將得到升級。方案中提到,將加強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區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合作。

根據一系列部署,廣深科技領域的合作安排,已經深入到具體平臺層面。

拉近“距離”

但無論科技還是金融、物流、文化等方案中涉及的其他領域,兩座城市的合作并非一紙文件就能實現。最明顯的問題是,物理空間上,兩市之間相隔100公里的事實,讓合作的距離感仍然存在。

在李津逵看來,要發揮創新的增長動力,集聚效應非常重要。

“制造可以分散,但創新一定要集聚。廣州沒能與深圳實現創新的有效集聚,盡管兩市有很強互補性,但到現在,廣州的金融、科技與深圳相比,仍然慢了半拍。”他說。

方案中提到的正在謀劃中的廣深第二高鐵,將進一步拉近兩地距離,但具體路線選擇,仍將影響兩市合作。

“廣深港高鐵選了廣州南站,離市中心太遠,而且速度也不夠,肯定會影響合作效果。”李津逵說,“新的高鐵最好能夠直接連通兩市市中心,甚至從小蠻腰直接開到福田。”

而在大灣區紅利下,廣深合作或許還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如今,包括廣深第二高鐵在內,大灣區內部交通網架構已基本成型。在此基礎上,不同城市紛紛探索建立起更加豐富的合作機制。

比如,廣深的頻繁互動,讓惠州、東莞等城市,嗅到了新的發展可能性。不久前,惠州明確提出,將積極探索與廣深莞在跨界地區開展產業合作、創新協同和同城化試點。

實際上,在林江看來,廣深合作的瓶頸,部分源于兩地“思維方式”。他認為,可以建立一種三方共同合作機制,在廣深之外,尋找東莞或惠州等城市作為中介角色,協調兩個城市合作的矛盾點,以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對此,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黃慧明也曾指出,只有廣深之間動起來,輻射周邊,實現廣域的、城市群之間的均衡結構,才能充分發揮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價值意義。

可以說,在大灣區城市網中,廣深之間的聯動,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主干和量級。

如何在大灣區層面進一步為兩市合作打開局面?

李津逵認為,需要建立一種機制,實現基層訴求的充分表達。“比如,要決定大灣區內的事項時,就應該讓城市平等地坐下來商議,開一個真正扁平化的聯席會議,同時讓獨立于政府的民間機構持續觀測,持續研究,使灣區戰略具有持續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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